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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7月19日，马雅可夫斯基出生在一名格鲁吉亚林务官的家里，母亲是贵族出身。13岁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的父亲一不小心被针划破了手指，最终死于破伤风，因此长大后他尽量远离胸针、别针之类的东西，而且随身携带肥皂，勤于洗手。1906年，马雅可夫斯基全家迁居莫斯科，他开始上学，并且对社会民主主义、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甚至因为参加地下活动三次被捕。正是在监狱中，他读到了巴里蒙特等人的诗，顿时对诗歌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萌生了写作属于自己的诗的想法。1912年，马雅可夫斯基正式开始从事诗歌创作，并深受未来主义派的影响。他和小伙伴们发表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这是他们作为未来主义者的宣言。未来主义的核心就是完全背离传统，所以他们的言行有时颇为与众不同，包括穿女装、在胸前的纽扣孔里塞一根胡萝卜。1913年，诗人的处女诗集《我》出版，有绘画基础的马雅可夫斯基亲自为诗集配了插图。

在1917年的冬宫炮声中，马雅可夫斯基也高声欢呼，为十月革命欢呼，为自己的艺术革命欢呼。他追求标新立异，充满激情地拥抱社会变革、挑战一切陈规。他的贴近时代的主题，他的直接参与历史进程的姿态，他对社会现实的热情讴歌，他独创的楼梯体诗行，给诗坛带来阵阵新风。所谓时势造英雄。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不仅给了天才的诗人喷涌的灵感，而且给了激进的诗人恣意的舞台，《穿裤子的云》《好！》等长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演说家般的激情。诚如著名诗人吉狄马加所说，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符合近百年来所有艺术的一个特征——“革命和先锋的结合”。

1923年，马雅可夫斯基成立了左翼艺术阵线（“列夫”），创办了同名杂志。这个组织不仅是文学创作团体，还吸收了一大批戏剧、美术、电影、摄影、平面设计等领域的人士。他们在先锋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且确定了一个明确的宗旨——文艺创作应该关注社会需求，即“社会订货论”。比如马雅可夫斯基曾和友人罗琴科合作设计橡胶托拉斯的奶嘴广告：“什么奶嘴都不如这家好，我准备从小吮到老。”于是，诗歌对于马雅可夫斯基而言成为一个巨大的容器：拉来了文学、音乐、绘画，装进了人名地名、标语口号、门牌号码、大众俗语。于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从殿堂里走到了大街上。马雅可夫斯基对老派诗歌读者的惊愕一笑而过，真诚地关注普通读者的反应。他说：“我继续当游吟诗人。收集了大约两万个意见条，现在真想写一本《总的答复》（答复那些小纸条）。我知道读者群众想的是什么。”

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马雅可夫斯基声名鹊起，他新颖的阶梯式诗行，他洪亮如钢琴般的声音，足以震撼任何一个听众。在他的演讲会或诗歌朗诵会现场，台下积攒着无数的提问。在大街上，路人交头接耳:“看呀，这是马雅可夫斯基！”在旅途中，陌生人像熟人一样和他打招呼，甚至请求他把诗集卖得便宜些，好让大家都买得起。1928年，马雅可夫斯基有一份这样的记录：“最近两个月，我到苏联各个城市作了约四十次演讲……一天里(而且不止一次)，从清晨的汽笛响起到晚上的汽笛响起我一直在朗诵。”有一次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剧院朗诵长诗《列宁》，观众报以二十分钟的热烈掌声，其中一位观众是约瑟夫·斯大林。

郭沫若：“早知道你的名字”

早在1921年，马雅可夫斯基就作为诗人被介绍到中国，他的名字出现在胡愈之、茅盾、瞿秋白等人的文章中，他的诗歌流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作为无产阶级诗人的标杆，马雅可夫斯基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许多文人在访问苏联的时候，都专程去参观马雅可夫斯基纪念馆，包括戈宝权、艾青、李季、方纪、刘白羽、戈壁舟等。1945年郭沫若应邀访问苏联时特地参观了马雅可夫斯基纪念馆，并且在题诗中说,中国人“早知道你的名字”。因为翻译的关系，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曾经有过二十多种译法，比较常见的有耶谷夫斯基、梅耶戈夫斯基、马霞夸夫斯基、马亚柯夫斯基、玛雅考夫斯基、玛雅阔夫斯基、玛雅可夫斯基，从五十年代开始渐渐统一为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绝对是导师级人物。作为革命诗人的旗帜，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大量出版，品种多达三十多种，其中《一亿五千万》《好!》《列宁》等长诗留在不止一代人的记忆中。他的诗歌理念和创作方法在许多文艺作品中都隐约可见，比如石方禹的长诗《和平最强音》（1950），郭小川的组诗《致青年公民》（1955），贺敬之的《放声歌唱》（1956年）。马三立先生的著名相声《开会迷》显然脱胎于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中国的马先生时常将自己与苏联的马先生联系起来，他说过：“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他还说过：“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

除了诗歌，马雅可夫斯基在戏剧舞台上也大胆改革，反对按照自然主义的方式描摹生活，主张舞台具有强烈的剧场性和假定性，追求把剧场变成演讲台，这些理论主张对苏联戏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创作的《宗教滑稽剧》被誉为苏联第一部具有高度思想艺术水平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元素。马雅可夫斯基曾创作讽刺喜剧《臭虫》，在苏联大受欢迎。1958年，中国著名戏剧家田汉在剧本《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安排了这样一句台词：“哈哈，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臭虫》说臭虫到五十年后成为稀有动物，如今在中国，臭虫之外，麻雀、耗子、苍蝇也成为稀有动物了。”2000年，导演孟京辉把马雅可夫斯基的《臭虫》搬上了中国话剧舞台。

马雅可夫斯基：“不如趁年富力强的时刻结束生命”

据说，以马雅可夫斯基命名的轮船大都沉没了。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自己的生命之舟沉没了——他用一把手枪结束了生命，进入了“37岁俱乐部”，普希金、别林斯基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

诗人在临终前留下遗言：“请不要因我的死怪罪任何人，也不要编造流言，逝者极不喜欢这样。”马雅可夫斯基的葬礼持续了三天，可依然不能满足他的所有粉丝来和他最后一次告别，据说有三十万人参加他的葬礼。最终，他的遗体在《国际歌》的乐声中下葬。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说，马雅可夫斯基“像人一样活着，像诗人一样死去”。

1931年4月14日，曾经担任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在共产主义学院马雅可夫斯基纪念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革新家马雅可夫斯基》。他高度评价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才能，同时指出，在诗人铁一般的外表下是一颗容易受伤的心。一方面，如果他的“铁”里没有包含热忱的、温柔的人道，他那些广为传诵的作品不会温暖人；另一方面，他不愿意面对自己内心的柔软，却又无能为力。或许，在1918年的诗《好好对待马》中已见端倪：“看见/大颗大颗的眼泪/从马脸上流下/隐没在毛里……/一种动物/所共有的忧郁/从我心中潺潺流泻出来/融化成喃喃细语……”

与马雅可夫斯基同时代的大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说，艺术作品终将穿过“若干年代的死亡地带”而“在后世复活”。我们欣赏错落有致的长诗《好！》

好！

我

差不多走遍了

整个的

地球，——

生活

是好的，

生活得

很好。

可是在我们

战斗的沸腾的欢乐中——